谏往追来 　 共图中兴 ———纪念 《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创刊 ３０ 周年

谏往追来共图中兴

———纪念《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创刊30周年

袁海军 

[摘要]《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创办于1984年11月。30年来，其发展经历了初创与发展、全盛与辉煌、迷惘与求索等三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坚定正确的办刊方向、勤勉敬业的工作作风和“学人办刊”的独特优势等三大传统。当前，高教学术类期刊办刊正面临着信息化、市场化、高教研究领域化以及期刊评价机制导向的挑战和冲击，必须重整思路、重拾信心，以“回归核心”为旗帜，以创办“百年大刊”为目标，力争在新的出发点上创造新的辉煌。

[关键词]《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期刊纪念

[中图分类号]Z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14)06-0001-11

[作者简介]袁海军，吉林省教育科学院高教所所长、《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吉林长春130022）

《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创刊于1984年11月，至今已走过整整30年的历程。30年来，几代办刊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使期刊从吉林省一步步走向全国，不仅登载了一系列卓有建树的成果，而且聚集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者，在广大作者、读者中赢得了良好声誉。今天，期刊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诱惑与坚守并存，迷惘与光明共显，挑战与机遇同在。要求我们重拾信心、重整旗鼓，把老一代办刊人培育的优良作风发扬下去，把《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这一叶扁舟驶向更加辽阔的学海深处。

一、对办刊历史的回顾

古人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3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才刚刚步入而立之年，正处在整装待发、准备接受更多风雨洗礼的创业初期；而30年对于一份期刊，尤其是学术类期刊来说，却早已栉风沐雨、饱经沧桑，凭借它丰富的阅历步入壮年期了。《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自创刊以来，数易其名、历经坎坷，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共进退，与高等教育科研事业同兴衰，在其身后留下了一串串难以磨灭的足迹。

（一）《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

1.1984－1987:初创与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刚走出“文革”阴霾，人心思变、百废待兴。《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创刊于这个年代，完全得益于两大机遇:一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兴起。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系统的研究工作也只能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在我国，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完全仰仗于一批学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做的开创性贡献。1984年，潘懋元先生推出他的成名作《高等教育学》，被认为是我国高等教育学诞生的标志^①。吉林省是较早开展高教研究的地区之一。早在1980年，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就设置了高等教育研究室，这是《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编辑部的老班底；1983年10月，吉林省高等教育学会成立，正是它一手缔造了这份期刊，并成为它的会刊沿袭至今。二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为加强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1983年4月，高教管理职能从吉林省教育厅划分出来，成立了吉林省高教局。同年10月，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高教研究室也从省教育研究所独立出来，组建了吉林省高等教育研究所，成为省高教局的直属事业单位。省高教局及省高教所成立后，急需一份专业学术期刊刊载省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导省内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这项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刚刚成立的省高教所身上。实际上，省高教所在其存续期间主要开展了三项工作:一是开辟高教科研事业，二是筹建吉林省高等教育学会，三是创办《吉林高等教育研究》、《高教参考》（1984年创刊，1987年停办）。此后，《吉林高等教育研究》先后易名为《高教研究》（1988年）、《吉林教育科学·高教研究》（1990年）和《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2年），编辑部一直挂靠在高教所，成为它的一个常设机构。

2.1988－2003:全盛与辉煌时期。由于创刊时的高起点，加之编办者的精心呵护，这份期刊在诞生不到4年后，机遇和荣誉就接踵而来，造就了它长达15年的全盛期。其标志有四:一是期刊公开发行。1988年2月，《吉林高等教育研究》更名为《高教研究》并获批公开发行，成为全国第五家公开发行的省级高教研究期刊。这在省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王忠禹在贺信中说:“我省的《高教研究》公开发行，为我们国家高教科学研究的园地又增添了一抹新绿，将对我省高教科学研究的进展、促进我省高教事业的繁荣做出贡献。”^②期刊从内部发行到公开出版，不仅标志着它已被正式编入“国内统一刊号”、获得了“正式期刊”的合法身份，也标志着期刊在读者、作者、管理者心目中的学术地位得到了认同。回顾历史，许多同期创办的高教类学术期刊，在“非法”与“合法”的夹缝里惨淡经营多年，都倒在了这道门槛之外，令人唏嘘不已。二是兼并两份内刊。1989年2月，吉林省高等教育研究所连同《高教研究》一起并入新组建的吉林省教育科学院。1990年1月，经原吉林省教委和省出版局批准，《高教研究》与另外两份教育类内刊合并，创办了《吉林教育科学》月刊。其下分三个刊种:高教研究、普教研究、勤工俭学研究，均为学术季刊。从1994年1月起，《吉林教育科学·高教研究》改为双月刊，与普教版交替发行。普教版的前身是创办于1979年的《吉林教育科学通讯》，公开发行后至今已根深叶茂，并发展出两个子刊——“中学教师”、“小学教师”。而另一个刊种“勤工俭学研究”，其前身是创办于1985年的《勤工俭学报》，是全国勤工俭学研究会会刊。从1994年1月起，该刊被取消了期号。但它仍借《吉林教育科学》之名艰难办刊，先后易名为《吉林教育科学·勤工俭学研究》、《现代教育科学·勤工俭学研究》、《现代教育科学·勤工俭学与学校后勤研究》，最终于2006年第1期出刊后停办。对于发生于1990年的这起合并事件，业界历来褒贬不一。赞成者认为此举充分利用了原《高教研究》的优质资源，扩大了办刊效益；反对者认为此举稀释了原《高教研究》的优势，并且造成了“一号多刊”的事实，对继续提升期刊质量是一大潜在隐患。其中是非曲直，仍需更长历史来检验。三是发起并成立了“期刊研究会”。“期刊研究会”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教期刊研究会”的简称，现已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期刊工作分会”。“期刊研究会”成立于1992年。这一时期，高教科研渐成显学，高教类学术期刊的创办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88年，仅国家各大部委、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部分高校创办的高教类学术期刊就有近500家。为交流办刊经验、协调期刊定位，从1988年起，原《高教研究》编辑部与《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上海高教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的前身）等兄弟期刊一起，每年举办一期“全国省级高教研究期刊联席会议”；1992年9月，更名不久的《吉林教育科学·高教研究》以筹备组副组长身份，在长春主办了“全国省部级高教研究期刊研究会筹备小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研究期刊研究会的请示》及《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研究期刊研究会理事会组成建议名单》。1993年8月，“全国高教研究期刊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理召开。会上，《江苏高教》被推举为理事长单位，《吉林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及《中国高教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期刊被推举为副理事长单位^③。“期刊研究会”成立至今经历了5次换届，《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作为副理事长单位一直连任至今，为推动全国高教类学术期刊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四是被遴选为首批“中文核心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办的“中文核心期刊”遴选工作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因其创立时间较早、评选结果权威而获得了广泛肯定，被学术界称为“北大核心”。1992版“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原理是:按照参评期刊在《全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检索到的“载文量”（V1）、在《复印报刊资料》中检索的“文摘量”（V2）及《复印报刊资料·G4高等教育》中检索到的“引文量”（V3）之和的平均数（即（V1＋V2＋V3）/3）排序，取前若干名当选。其中，高等教育类取前52%，共20种期刊当选；师范类取前49%，共19种期刊当选。但因高等教育类与师范类期刊互有交叉，因而第一版“中文核心期刊”中“高等教育/师范教育类”实际当选的只有27种（非39种），原《高教研究》以排序列第17位当选^④。此后，它又以《吉林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和《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的刊名，分别入选第二版（1996年）、第三版（2000年）和第五版（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但在第四版（2004年）和第六版（2011年）中落选。这既赋予了它无上的荣耀，也给它带来了无尽的遗憾。

3.2004－2014:迷惘与求索时期。与“北大核心”纠缠不清的瓜葛，使这份期刊陷入长达10年的迷惘、求索和逐渐觉醒的时期。这一时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从自办发行回归邮发。传统上报刊都交由邮局发行。进入新世纪之后，邮局发行时效差、发行费率高、发行覆盖面小的劣势逐渐暴露出来，许多学术类期刊在市场经济的裹挟下走上了自办发行之路。《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的自办发行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其一是争取高校图书馆及个人订户。这些订户都是依靠年末一期期刊上印制的《征订、征稿启事》以及寄发的征订单争取到的。那时候，年轻编辑们都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书写信封、寄发征订单；而在期刊发行日，单位职工聚拢在一起扎捆打包、粘贴地址，其热闹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但不久人们就发现，昂贵的邮费根本支撑不了这种广种薄收的征订模式，靠寄发征订单扩大订户纯粹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因而这种征订模式没有几年就维持不下去了。其二是主办单位的订刊任务。省内高校都是吉林省高教学会的团体会员，而学会《章程》规定会员单位有订阅会刊的义务。这使省高教学会成了期刊最大的订户，客观上也保证了维持期刊生存所需的必要订刊数量。但这种“繁荣”的背后却潜藏着致命的隐忧:省内高校虽然出于义务完成了订刊数量，但他们在收到期刊后多数束之高阁，并没有发放到广大教师手中。试想，在期刊评价“引文率至上”的情况下，很多作者都没有读到这份期刊，怎么能指望他们引用它呢！这也是在2004年落选“北大核心”之后经调查和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也就在这一年，编辑部痛定思痛，不计成本坚持走邮发之路。尽管此时电子阅读、在线阅读已经挤占了阅读市场，但毕竟还是有一部分期刊被送到了真正需要它的人手里。二是扩大版面、增加载文量。期刊的版面多少，关系到两个至关重要的办刊指标:其一是办刊成本，在不收取版面费的情况下，版面越多办刊成本越高；其二是载文量，扩大版面是增加载文量的唯一途径。因此，一份期刊保持多少版面，完全与对载文量的价值判断相关。《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原先采用小16开本，每页1444个汉字，每期80个页面（不含4封），载文25篇左右，总字数在11万左右。进入新世纪之后，编辑部对期刊进行了4次扩版。第一次始于2002年，期刊采用流行了的大16开本，每页字数增至1936个，每期字数增加到15万多；第二次扩版始于2003年，页面增至120版（不含4封），总字数增至23万多；第三次扩版始于2006年，页面增至156版（不含4封），总字数增至30余万；最近一次扩版始于2010年，页面增至176版（不含4封），每期载文量可达45篇左右，总字数达34万以上，其载文量足以跻身大型学术期刊之列。期刊扩版的效果到底如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期刊载文数量的增加与其学术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⑤。有学者甚至举例指出:中国生物类期刊在SCI数据库中的影响因子（2006年）与载文量无关，因此期刊应把载文的学术质量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而不必追求载文的数量^⑥。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载文量与影响因子之间呈正相关关系^⑦⑧，应当适当扩大期刊版面。如此看来，扩版对期刊发展来说是一件大事，必须在充分调研和论证后方可做出决定。此外，大幅度扩版增加了办刊成本，这也是不少期刊减少稿费支出，并被迫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的原因之一。三是规范期刊的发文格式。学术期刊以读者为本，还是以作者为本？换句话说，学术期刊的功能是提供专业知识，还是展示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一本期刊的不同编辑风格。凡主张期刊为读者服务的，其所刊载文章必然以“通俗性”“可读性”为重要甚至唯一质量标准。《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在其发展早期尊崇“以读者为本”的传统理念，强调高教期刊应面向高校、面向教师、面向课堂，编发的文章重视文通字顺、短小精悍，文章除标题、作者、观点、论据等必不可少的信息外，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常常被当作冗余信息而予以删除。这种做法确实迎合了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也符合部分作者尤其是老年作者的审美理念，却违背了信息化条件下科研论文传播与检索的规律，因而流失了不少有才学的中青年作者。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学术期刊都在经历着由“读者本位”向“作者本位”的痛苦蜕变。有人调侃说学术期刊“作者比读者多”，正朦胧道出了这种蜕变的必然态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中国数字化期刊群（万方数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等数字出版平台应运而生，要求期刊文章必须具备可检索性和可评价性的特点。尤其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AJ－CD）这一大型集成化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建成，对包括期刊的检索、统计和评价的数据格式提出了具体要求。从2002年起，《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按照CAJ－CD的要求完善了发文格式，增加了必要的可检索、可评价信息，才使得期刊踏上了规范化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办刊30年形成的基本经验

1.坚定正确的办刊方向。自创办之日起，这份期刊就定位于“高教类应用型学术性期刊”。在1984年11月出版的《吉林高等教育科学》创刊号上，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刘敬之的题词是“坚持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充分发挥教学和科研中心的作用”。“两个中心”的定位既适应了高教科研“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基本功能，也赋予了高教期刊以“推动高教事业发展、促进学科建设”的双重任务。其中，“应用型”强调了服务面向，这是通过栏目设置体现出来的。这份期刊从创刊至今数易其名，但服务面向从来没有改变，高校教学、高校德育、高校体育、高校科技、高教管理、师资建设等都是其保留栏目。其“学术性”则体现了期刊的属性，主要体现在对论文质量的把握上面，突出强调了文章的原创性、前沿性和科学性。为在期刊中增加学术性元素，该刊还设置了高教理论、高教史、比较高等教育等栏目，旨在发挥专业性学术期刊对推动学科建设的独特作用；增设了学术争鸣、研究综述、问题探讨、调查研究、会议纪要、图书评价等临时性栏目，旨在关注高教科研的学术动态和发展趋势。

2.勤勉敬业的编办作风。俗话说，创业容易守成难。对于《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来说，它的诞生靠的是机遇和创办者的魄力。但30年如一日地与方块字为伍，心甘情愿为他人做嫁衣，则完全靠的是精神力量的支撑。这种精神的核心是“勤勉”与“敬业”，经几代人的传承已成为这份期刊的编办作风。谈起《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的历史，人们不能不提到王绍海研究员。他是这份期刊的缔造者，为期刊的诞生与成长付出了半生心血。原吉林省高教所党支部书记张绍文曾回忆过这样一件往事:那一年王绍海母亲病危，而恰逢期刊即期，稿件立等下厂付排印刷。王绍海含着泪、忍着痛，住在办公室打夜班、抢任务，保证了期刊按时下厂印刷付邮，而他母亲去世的后事都是高教所同事帮助料理的。他是有名的孝子，母亲瘫痪多年都是由他来照料的。这种公而忘私、大慈大孝的做法，一直成为激励大家勤勉敬业的榜样^⑨。1996年，王绍海退休后被返聘，担任期刊副主编，继续奉献14年后因身体原因告别编辑岗位。还要提到的另一个人是刘黎莉编审。她于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省高教所工作，从一名普通编辑一步步成长为期刊主编，为期刊发展奉献了全部青春和才智，期刊对她来说如同生命。记得2004年期刊落选“北大核心”，她得知消息后血压飙升，十分自责，觉得愧对前辈。尽管大家都明白这不是她个人的责任，但仍为她真挚的情感流露而动容。后来在她的带领下，全体编辑卧薪尝胆、埋头苦干，终于在2008年使期刊又重返“核心”。在期刊30周年庆典之际，大家依然念念不忘的还有聂海清主编、袁韶莹主编、韩树华副主编、王庆玲副主编、王野川编辑、于青编辑、张慧洁编辑、张青编务、王娟编务等。他们中的多数已经退休，有的已经辞世，有的仍旧活跃在其他工作岗位上。但无论是谁，在离开《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之后，都依然牵挂、关注、支持着期刊的发展。

3.“学人办刊”的独特优势。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思想大解放、学术大繁荣的重要时期。在那时，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就可以创办出一份学术期刊。《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所不同的是，许多期刊都成功实现了编者与学者的分流，它们在创办之后都交由专业编辑去发展。而《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在创办之后仍由这些人来编辑和管理。他们既是学者，又是编辑，还是省高教学会秘书处的社团工作者，由此形成了“一体（高教所）两翼（期刊编辑部、学会秘书处）”或“三位一体”的工作体制^⑩。这一方面是编制紧张、人手不足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编辑部坚持“学人办刊”、追求学术自由的理念有莫大关系。“学人办刊”作为一种现象，并非始自《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而是发端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一种“以大学学人为刊物创办、编辑主体，对于大学文化理念、学术研究起到促进作用的出版传播行为”，以陈独秀等学者在北大创办的《新青年》最为著名。对于这种现象，陈平原教授分析道:民国时期学人发表言论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学术演讲，一是筹办刊物，而“办刊物是学有余力出而经世的独立的知识者介入社会政治的最佳途径”。难以承想，在60年之后，那些刚从“牛圈”返回学界的学者，出于交流学术、传播见解、回归社会的目的，创办了一批学术期刊；为了巩固学术阵地、形成学术流派、提升学术地位等目的，他们又成了期刊的编辑。当然，就像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样，这种办刊体制有其突出的优势，也有明显的缺陷。优势在于编辑人员素质高，能站在学科前沿把握办刊方向；缺陷是精力分散，疏于对期刊的经营和管理，难以按照办刊规律提升办刊水平。如何扩大优势、弥补缺陷，是亟需当前这一代办刊人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4.把编校质量放在首位。编校质量是期刊的一道生命线。严把编校质量关、减少期刊的差错率，既是对读者、作者负责，也是对期刊的声誉负责。为此，《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编辑部长期坚持了以下几项制度:一是实行编校质量目标责任制。参照国家有关报刊质量标准，编辑部始终将差错率控制在万分之三以内，并落实了各个编辑的目标责任。二是实行“三审”制度。所有稿件都要通过编辑初审、部主任二审和主编签发三个环节，以保证所刊载文章的政治标准、学术标准和质量标准。三是抓实文章的加工润色。要求每位编辑都要熟悉汉字、数字、标点符号使用的国家标准，力求文章文通字顺，坚决消灭错字、别字、漏字和衍生字，去除语病，力争每篇文章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四是严格执行差错率奖罚制度。对每期稿件检出来的差错，都要按性质和严重程度扣罚数额不等的编辑费。这些措施的落实，养成了编辑部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编校作风，编辑质量和水平为许多作者、读者所称道。在吉林省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者协会组织的历次期刊质量检查评比中，《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的差错率都控制在允许范围以内，多件编辑作品获得奖励。

二、对办刊形势的判断

（一）信息化对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冲击

1.数字化阅读带来期刊经营方式的变化。曾几何时，书籍报刊是阅读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媒体，而书籍报刊的码洋也是出版机构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数字化阅读方式异军突起，迅速占领了传统平面媒体的市场，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据调查，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的期刊阅读率为38.3%，较2012年的45.2%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DA/MP4/MP5阅读等）的接触率则从2012年的40.3%上升到50.1%，增加了9.8个百分点瑏瑣。阅读方式的此消彼长警示我们:期刊发行量下滑在今天已经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新常态，那种单纯依靠扩大期刊发行量来提升效益、维持生存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了。因此，必须深入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学术期刊的发展规律，力争在诡谲多变的数字化阅读市场中找到学术性期刊生存与发展的新机遇。

2.碎片化阅读导致期刊的完整性被一再肢解。期刊以固定刊名、固定周期、不重复地连续出版为特色，这使得它所刊载的文章在专业性、历时性乃至特色与风格上都基本保持了一致。读者在阅读一份期刊时往往会把它当作一个整体，并期待着下一期的出版，有时还会找来过刊反复阅读，其目的就是要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阅读体验。这也是期刊能够获得稳定读者群、赢得长久声誉的机理之一。网络传播时代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用户有了很多选择的自由。阅读的碎片化使同一期刊中的文章，甚至一篇文章中的段落被一一拆散，由读者根据需求用零碎时间去阅读。读者的阅读行为“不完全受控于报纸和期刊的编辑部（门卫），可以自行从GOOGLE新闻首页提供的数以万计的新闻故事中选择”；而百度、GOOGLE等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能将同一关键词下不同时期、不同期刊所发表的文章重新加以整合，“编辑”成一本读者自己的“期刊”，“于是，有些网站就实行了真正的、民主的‘普选’，由网民来挑选哪些文章该上要目”。读者不仅是文章的评鉴主体，他们自身也成了编辑，使阅读成了自助式、量贩式的个人行为，读者也最终成了阅读行为的真正主人。尤其是一篇文章在WEb页面历经多次转载的情况下，使期刊仅仅作为一种出版背景而退居幕后。若非专业人员的特殊需要（如用作“参考文献”），没人会关心这篇文章的原始出处。在这种背景下，学术期刊如何体验到自身的存在、寻找到自身的价值，成为横亘在办刊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3.数字化出版趋势下学术期刊的归宿。在信息化走向纵深的今天，“数字化出版”已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当此之时，跟紧时代步伐、不被信息化浪潮所湮没，是所有办刊人的第一反应；而尝试理解并实践期刊的数字化出版，也是部分勇于吃螃蟹者的普遍做法。按照一般解释，所谓“数字化出版”，就是将期刊上已经出版的作品经过数字化制作，登载到相关网站或者发送到用户端，供多人同时在线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传播行为。简单说，“数字化出版”就是由线下出版变成线上出版、由期刊编辑变成网络编辑的过程。由此，不少期刊创办了自己的网站，将期刊的内容影印或转换为PDF格式上传到网络上，并冠以“数字刊”以标识自身的存在；或者把期刊的数字化出版委托给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等大型文献数据出版平台，同时冠以“收录期刊”以证实自身的合法性。据统计，早在2008年底，我国就有300家报社开展了数字报业务，电子期刊总量则达到了9000余种。这种做法可以称之为“半数字化出版”、“不完全数字化出版”或“伪数字化出版”，因为它是以纸质化出版为基础且并行不悖的。正是这种转型的不彻底性，导致学术期刊在阅读市场上无所适从，既不能保住传统的平面阅读市场，也无力开拓新兴的数字化阅读市场。在整个数字化出版链条中，期刊编辑完全变成了一种义务劳动，读者的阅读完全变成了免费行为。不仅如此，期刊还要为博取读者的眼球而绞尽脑汁，传统的作者生产知识、编者加工知识、读者购买知识的价值链条在这种出版模式中被全面颠覆了。如果学术期刊的权益长期得不到保护，势必会从根本上动摇它的生存基础。因此，如何在数字化出版条件下重构新的价值链条，建立一种能够将作者创作、数字化产品发布、版权结算、内容提供商的可视化利益等功能融为一体的数字资源管理平台，使作者、期刊、发行商、读者的利益得到有机协调瑏瑦是任何一种学术期刊在实现数字化出版之前必须充分考虑的事情。

（二）市场化及非市场行为对期刊的反拨

1.期刊企业化改制中淘汰机制的形成。期刊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在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企业化和市场化。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期刊企业化改制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1]19号），提出“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要根据报刊的不同性质和功能，分期分批进行转制”，而且要求“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行业性报刊出版单位”等要先行转制。但据观察，文件出台以来学术类期刊的企业化改制进展缓慢，而且引发了理论上的很大争议。赞成者认为“主办单位资助下的学术期刊出版行为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体现”，因而“市场化是学术期刊出版的必然选择”；反对者认为，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公益性产品，不具备一般商品的典型特征，因而其出版行为不宜完全企业化。

争议的孰是孰非目前尚无定论，但争论双方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央推动非时政类报刊企业化改制，其意图正在于解决现行体制下报刊出版业发展中存在的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突出问题，通过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关停并转一批不符合市场准入条件、不具备报刊出版资质和违规出版以及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报刊出版单位。在这种严峻的态势下，参与是非之争对于一份小型学术期刊来说是一件太过于奢侈的事情，它所应做的是认真领会中央精神，踏实探索期刊经营规律，力争在新兴学术期刊市场中站稳脚跟，而不被无情的市场竞争所淘汰。

2.非市场行为对学术期刊的侵蚀。市场经济讲究竞争有序、公平公正、诚实守信，而在今天的期刊界，却弥漫着一种非理性、不规范、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正迅速地腐蚀着学术期刊圣洁的肌体。这种行为与成熟的市场伦理毫无共通之处，因而可以称之为期刊市场的“非市场行为”。比如，部分学术期刊巧立名目，向作者收取所谓“助刊费”“版面费” “审稿费”，这种杀鸡取卵式的短期经营行为，导致大批“学术垃圾”得以登堂入室；又比如，一些期刊为上“C刊”、奔“核心”，不惜用尽各种手段“做”高期刊的影响因子，甚至托关系、找门路，寻找提高期刊学术地位的终南捷径。加之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各种期刊中介、论文公司、学术掮客，与一些无德期刊编辑沆瀣一气从中牟利，把期刊界搞得乌烟瘴气；更有一些不法分子盗编、盗印正规期刊，甚至以帮学术期刊组稿之名诈取作者钱财，令广大作者真伪难辨。

这些现象的存在，与国家对出版市场、互联网的监管不完善有关，更与高校对教师、科研人员的评价机制不合理相关。在这种大环境下，学术期刊能否做到独善其身、创造一个清明洁净的学术小环境，是对期刊编办者学术良心和诱惑耐受力的考验。

（三）高教研究“领域化”对学术期刊的分化

1.“学院派”、“草根派”分野对期刊定位的影响高等教育科学从诞生至今，关于它是一门学科还是研究领域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瑏瑩。本文无意介入这场公案，单从期刊来稿的角度就可以观察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作者队伍明显划分为两大阵营:一种是“学院派”，他们的研究一般是按照“逻辑起点——概念——范畴——基本原理——理论体系”的顺序开展理论思辨，其目的就在于构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这些作者数量不大，以高校高等教育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师生为主体。他们学科功底扎实、研究方向稳定，普遍接受过严格的学科方法论训练，牢牢占据着《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高大上”学术期刊作者队伍的主体位置，基本控制了高教研究的话语权。另一种是“草根派”，他们所从事的是“从下而上”的问题研究，其方法多为田野研究、实证研究、质量结合研究，研究人员数量众、范围广、层次多，并以高校教师和管理人员为主体，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一支变动不居、充满活力、身处一线的作者队伍，其作品占据了各省级期刊、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的主要版面，既是高教科研成果的生产者，也是它的实践者和忠实的消费者。作者队伍的分层和研究领域的分化，对高教类学术期刊的定位提出了更高要求。

2.“院校研究”对期刊学术标准的挑战。“院校研究”又称“大学研究”、“校本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美国并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学派。“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后，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实践，也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比如，辽宁省教育厅2013年发布《关于加强院校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辽教发[2013]218号），要求把推动“院校研究”作为落实教育家办学、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主要途径来开展。与其他方法相比，“院校研究”有其独特的功能:一是对特定高校实际运行中的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是研究者对所在学校所做的自我研究；二是它往往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资料、提交信息和研究报告等方式来提供理论支撑；三是活动多为有组织的、制度化的，直接为所在学校改进管理决策、促进院校发展服务。“院校研究”打破了传统的“科研”与“教研”的界限，使每一个大学人都成为现实或潜在的研究者。但这些研究工作是在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中展开的，他们多数缺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训练，甚至不熟悉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互相之间缺乏共同的话语体系以实现观点的有效交流，其成果也被认为“学术含量低”而登不了学术期刊的 “大雅之堂”。学术期刊能否关注到“院校研究”成果，是考验办刊者眼界与魄力的一块试金石。

3.“方案体”文章对期刊质量标准的消解。在高校，“教学成果奖”是唯一可以与自然科学“三大奖”相匹敌的奖励活动。它之所以在短短十几年里得到高校的认可，关键在于其“顶天立地”式的激励机制。说它“顶天”，是说教学成果也可以获得大奖，包括校级奖、省级奖甚至国家级大奖；说它“立地”，是说教学是学校最基本的活动，教师人人都可参与。与其他科研成果不同的是，“教学成果”既非学术著作和论文，也非发明专利，而是一种人才培养方案；其价值不在于方案本身写得多么完美，而在于是否按照方案培养出了优秀人才。它的异军突起带来了两点变化:一是在各级教育类科研课题规划体系中，教研类项目已经成为主体；二是“教学成果奖”评选指标中要求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而这些研究论文实际上就是“人才培养方案”及其变体，可暂称为“方案体”。“方案体”文章与传统科研论文相比，无论是学术性还是可读性，均与其奖项的重要性形成了巨大反差，这成为高教学术期刊一时难以接受的现实。

（四）期刊评价机制对期刊发展的导向

1.“文摘率”在平面媒体时期对期刊的影响。“文摘”作为一种期刊的特定形式，其最初目的是按照编辑的理想筛选出文献进行二次出版，使读者能够集中阅读到最为精粹的文章，比如美国的《读者文摘》和中国的《读者》等。今天，“文摘率”已经成为“北大核心”等期刊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瑐瑢。正因为如此，一些专以为学术类期刊贡献“文摘率”的文摘类期刊应运而生，如《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这些期刊只刊载文章的摘要、关键词、作者及其工作部门等可检索信息，其本身并没有多少阅读价值。与此相应，全文转摘类期刊也不失时机地增加了论点摘要、要目索引等栏目，以迎合期刊评价和数据库检索的需要。期刊文摘率的计算公式是:文摘率＝文摘量/年发文量×100%。根据这一公式，每个文摘类期刊就可以为其所收录的期刊排序。比如，在2013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的教育类文献中，《黑龙江高教研究》占了12篇，在全部55家被摘期刊中名列第一；《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占了6篇，并列第八名瑐瑣。这些文摘类期刊还可以组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评价体系。以2004年为例，《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三刊共摘录659种学术期刊的3250篇文章，其中《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以文摘量38篇、文摘率34.86%名列第一。“文摘率”作为一种期刊评价指标，在平面媒体时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其缺陷也在数据化检索时代明显暴露出来，如版面的限制、编辑的眼界和偏好等。它对期刊的评价功能正在下降，而对期刊文章的选粹功能反而处于恢复和上升之中。

2.“被引用率”及“影响因子”对期刊评价的影响。论文“被引用率”和期刊“影响因子”是一对互为基础的概念。其中，论文“被引用率”是指在一定时段内某一期刊的论文被引频次与论文总数的比例，计算公式为:论文被引用率＝（论文被引频次/论文总数）×100%。而“影响因子”反映的则是某一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其公式为:影响因子＝前两年论文被引总次数/前两年论文总数。从公式可以看出，“被引用率”与“影响因子”所观察的数据都是相同的，只不过“被引用率”的时段不确定，且统计结果是用百分数表达而已。一般认为，期刊“影响因子”越大、“被引用率”越高，该刊在文献交流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就越大，由此说明该刊的学术质量越高。其中，“影响因子”不仅可以作为质量指标在一份期刊上标注出来，以体现这份期刊的学术地位，也可以将一类期刊的“影响因子”加以排序，以反映出这类期刊中具体刊物的层次和等级。影响期刊“影响因子”的因素主要是论文质量，包括论文的出版时滞、长度、类型及合作者数，还包括期刊的载文量、学科类型、检索系统以及名人效应等。对此，不少办刊者会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以适应数据库检索的要求。比如，有的期刊不断增加版面以扩大载文量；有的期刊提高稿酬以邀约名人撰稿；有些期刊鼓励作者引用自己过刊的文章并给予奖励；有些期刊互相协作、相互引用，以此快速提高期刊的被引用率。凡此种种，既损害了期刊评价的导向功能和公信力，也降低了某些“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3.期刊数据库的收录门槛对期刊的影响。期刊数据库是图书馆、情报所等机构对外提供服务的重要文献资源，具有集成度高、信息量大、可获得性强等特点。在国外，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被认为是最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系统；而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SCI的姊妹篇，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权威的文献检索系统。在我国，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NKI，简称“知网”）、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简称“维普”）和万方数据库资源系统数字化期刊（WANFANG－DOTA，简称“万方”）是影响力和利用率最高的综合性中文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也是大多数高校、公共图书馆和科研机构文献信息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维普”的期刊收藏量占有绝对优势，几乎覆盖了国内出版的所有中文期刊；“知网”重点收录了国内公开出版的核心期刊和具有专业特色的中西文期刊，综合性较强；“万方”收录期刊数量较少，但核心期刊比率、文献质量较高。这些文献数据库不仅是大型的文献检索工具，而且是引文分析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因而受到作者及学术期刊的重视。近年来，多数高校倾向于认可“知网”的权威性，规定凡本校教职员工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是“知网”能够检索到的方可算数。这导致是否为“知网”的来源期刊也成为学术期刊分层的标准之一。

三、对发展前景的思考

（一）高举“回归核心”旗帜，重燃信心之火

1.化评价标准为质量标准，努力提高办刊质量。目前，常见的学术期刊评价指标有期刊载文量、期刊引用量、平均引用率、总被引频次、平均被引率、影响因子、即年指标、期刊自引率、期刊他引率、普赖斯指数、引用半衰期、被引半衰期、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数、国际论文比、基金论文比等。这些指标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成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北大核心”采取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以2008版为例，它共采用了9个评价指标: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获奖或被重要检索系统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学习和研究期刊评价的标准与方法，不仅可以使期刊更加适应评价的需要，而且可以从中发现办刊规律和努力方向，有助于理清工作思路，拿出改进工作的方法来。

2.做好期刊改版工作，奠定期刊发展界标。版式是期刊可识别的形象和特色，而期刊改版则是对已有形象的颠覆或修正。因此，必须慎之又慎，若非十分必要则不轻易改版。对于《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来说，如果以落选“北大核心”为标志，目前处于发展的低潮期。但从近期对来稿的统计结果看，其数量、质量都发生了明显的正向变化，表明期刊已经止住了持续下滑的颓势，正处于向上攀升的拐点。更重要的是新一届编辑部领导班子组建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预示着期刊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成功的期刊改版能给编者、作者、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能够帮助他们重振精神、重拾信心，将期刊导入新的航道。当然，期刊改版不能稿形式主义，不能为改版而改版，而要以改版为契机提升办刊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现有版式形成于10年前。这次改版，一方面是美学意义上的改变，比如封面形象、内文设计等；更重要的是通过改版促进办刊工作的规范化，使期刊更加适应信息化条件下数据检索和期刊评价的要求。因此，要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B/T1－1998）对期刊提出的规范化要求，参照《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标准制定改版方案，使改版后的期刊既能保持原有特色，又能体现新的风貌。另外，“CAJ－CD”与“中国知网”同是清华同方的研究成果，而“中国知网”则是“北大核心”影响因子的唯一来源，因而这次改版也有“回归核心”的功利目的。

3.优化期刊稿源结构，培育忠实作者群体。期刊的稿源一般分自然来稿和特约稿件两种。对于基础雄厚、特色鲜明的期刊来说，更加倾向于面向特定作者组织稿件。长期以来，《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都以自然来稿为主。这一是因为编辑部人手紧张，没有余力组织稿件；二是期刊四届忝列“北大核心”，丰富的稿源养成了编辑部“靠天吃饭”的习惯。而要改善稿源结构，就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批忠实的作者群体。这个群体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骨干”层，他们大多是学术上处于上升期的中青年作者，虽未成名但功底扎实，其论文质量在平均水平以上，是期刊的支撑力量；第二层是“明星”层，他们是各地区、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具有博导、硕导头衔，他们的论文能给期刊带来较大的引文量，是作者群体的领头羊；第三层次是“草根”层，他们是高校的一线教师及管理、教辅人员，高教研究不是他们的本业，其学术成果源于岗位、出自实践，是高教科研中最接地气、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为打造和巩固多层次的作者群体，必须实行稿件邀约制度，针对不同作者制定不同政策。比如，“骨干”层也是基本层、紧密层，是期刊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要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明星”层是核心层，他们虽然数量不多但具有较大的话语权，能够主导期刊的发展走向，但他们的论文也是各个期刊争夺的稀缺资源，应当尽力争取；“草根”层也是松散层，他们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其成果以教学研究、院校研究为主，论文质量参差不齐，数量也得不到保证，因而应当以自然来稿为主。

（二）推行完全责任编辑制，激发编辑人员的责任意识

1.落实编辑人员的责任，促进编校管理扁平化。责任编辑制是出版单位的一项基本制度，对此国家已有明文规定。早在1997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出版条例》第24条要求:“出版单位实行责任编辑制度，保障出版物刊载的内容符合本条例的规定。”同年6月，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第9条也强调了“坚持责任编辑制度”的要求。但在实践中，各出版单位对责任编辑“责任”大小的规定并不相同。多数期刊对编校流程实行垂直管理，责任编辑的“责任”仅限于“初审”及“加工”、“校对”等环节。主编或编辑部主任承担了编校流程中最大的责任，同时也做了许多不该做、做不好、没法做的事情，限制了责任编辑积极性的发挥。责任编辑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对此《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2008）第4条指出:“本规定所称责任编辑是指在出版单位为保证出版物的质量符合出版要求，专门负责对拟出版的作品内容进行全面审核和加工整理并在出版物上署名的编辑人员。”从这里可以看出:责任编辑不光要在出版物上署名，而且要承担“全面审核”、“加工整理”两大任务。这是推行完全责任编辑制的政策基础。从“部分责任编辑制”转向“完全责任编辑制”，其实质就是对编辑流程的管理从“垂直”转向扁平化的过程。具体说，要把编辑业务流程划分为前期的选题策划及组稿、中期的三级审稿及后期的编辑加工发稿等三个环节，将责任编辑的责任落实到各个环节中去，使责任编辑成为期刊质量的真正“守责者”和“把关人”。同时增加疑难稿件的“外审”和期刊“审读”环节，充分发挥业内专家对编办工作的监督指导作用。

2.实行稿件“修回”制度，强化作者的“文责自负”义务。许多高教类学术期刊凭借其强势地位，动辄对稿件实行杀伐式的所谓“深加工”，包括更动标题、对内容的大面积压缩删节，甚至部分替写重写等，加工出来的稿件与原稿相比早已面目全非。尽管这种做法得到部分作者甚至业内专家的赞同，却侵犯了作者对稿件所拥有的最终创作权利。实行“完全责任编辑制”，并不是赋予责任编辑无限的责任；相反，这一制度强调区分作者与编者各自的责任，作者对稿件的政治性、学术性、可读性负有天然的责任，而编辑对稿件的规范性及文字加工润色方面负有责任。因此，必须实行稿件“修回”制度，对稿件比较大的改动要尽量征求作者同意，或者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后由作者亲自改定。稿件“修回”制度分解了责任编辑的责任，减少了他们的劳动强度，同时也密切了作者与期刊的关系。这种做法在纸质化时期也许是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但在信息化的今天却是一件非常便捷的事情，应当长期坚持下去。

3.建设学习型编辑部，提高责任编辑的素质。实行“完全责任编辑制”的前提，是全体编辑人员要有较高的业务素养。从《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的现状看，编辑部7位编辑中2位拥有博士学位、4位有硕士学位，另一位也是本科毕业生，学历层次可谓不低。但在“三位一体”（高教所、编辑部、学会秘书处）工作体制下，他们同时要承担科研、编辑及社团工作，不能将全部精力放在编辑业务的提高上。但无论客观条件如何，仅从实现“回归核心”的目标及对期刊和作者负责的要求出发，加强编辑业务学习都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必须明确建设学习型编辑部的目标和任务，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落实业务学习制度，切实掌握国家有关期刊出版的规定、规范及业务标准；二是推荐编辑人员参加有关方面的业务培训，每位编辑都要做到持证上岗；三是要加强编辑规律研究，每位编辑都要有编辑学研究论文，力争成为这一岗位上的行家里手。

（三）推进编辑手段信息化，提高办刊效率和效益

1.实行无纸化编辑，简化编审程序。曾几何时，纸质版稿件是期刊的主要稿源，因而进行纸质化编辑是主要的工作方式。近年来，作者投稿方式电子化已成为常态，但无纸化编辑仍没有得到广泛推广。究其原因，一是习惯使然，编辑本是一项消灭差错的过细工作，许多编辑认为在纸质稿上校对更容易发现问题；二是编辑人员信息素养参差不齐，编辑部中只要有一人不会根据要求操作电脑，就无法全面落实无纸化编辑制度；三是对编审环节要求不严密，实行无纸化编辑容易引起工作流程的混乱等。因此，推行无纸化编辑，除需继续提高编辑人员的信息素养外，关键在于设计出一套严密、简明、可操作的流程，实现各编辑环节的无缝对接。为此，《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编辑部制定并出台了《无纸化编辑工作内容及程序》，从2014年10月起试行。通过一个编辑周期（两个月）的试运行，编辑部工作人员基本适应了电子化编辑的要求，电子化稿件加工也在推行中。其中最突出的成效是审稿效率大为提高，审稿周期由纸质版时期的一个月（对外承诺两个月）缩短为两周（对外承诺四周），还可以进行异地审稿，同时编辑、编务的劳动强度也有所降低。

2.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积极扩大期刊影响。期刊出版与网络媒体有着天然的联系，利用网络媒体树立期刊形象、打造期刊品牌，是一条高效便捷之路。这方面的启示来自于编辑部官方QQ群的创办与利用。2013年7月，《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编辑部申请了同名QQ群。一年多来，已发展作者群成员600多名，并从多个方面强化了编辑部与作者之间的联系。一是增加了投稿渠道，作者可通过QQ群的文件传输功能直接向编辑投寄稿件；二是实时互动，编辑部成员全天候在线值守，随时回复作者的咨询；三是发布资讯，包括国家教育政策、精粹理论文章、高校改革经验、科研学术动态等，引导作者关注热点问题；四是学术研讨，群成员各抒己见，随时就一些教育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帮助作者理清思路、形成选题；五是文献交流，群成员一年来上传的电子版学术著作多达上百部，编辑部还公开网络云盘用户名和密码，为作者提供了交流文献资料的方便场所。此外，编辑部与群成员一起，化解了一起严重的网络危机，破解了多次网络骗局，这些都是创办QQ群之初所没有想到的。受QQ群成功经验的鼓舞，编辑部正在筹建官方网站，作为发布官方信息的主要渠道；筹办官方微信号，使《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的影响力延伸到移动通讯领域。

3.筹办期刊电子版，为数字化出版积累经验。近年来，各大期刊纷纷创办自己的网站并发布电子版，以扩大期刊的阅读面和影响力。这种做法标志着期刊“免费阅读”时代的到来，说明期刊业已经从传统的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可以说，今天谁抓住了读者的眼球，谁才算得上是成功的期刊。为此，从2015年起，《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将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发布期刊电子版，供读者免费阅读。当然，这种纸质版与电子版、免费版与收费版并轨的矛盾做法，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注定它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随着在线阅读、移动阅读技术的发展，纸质版读物的市场将逐渐被挤压，直至印刷成本大于发行收入而被市场所淘汰。数字化出版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型出版方式，这已经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得到初步发展。因此，必须密切关注数字化出版的政策与技术动态，认真做好数字化出版的理论、技术储备，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期刊数字化出版良机的到来。

注释:

①赵婀娜.大道至简潘懋元[N].人民日报，2014－10－07.

②大事记[A].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纪念册（1979－1994）[C].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编印，1995:64.

③顾冠华.喜看繁花结硕果再谱明日新华章——纪念中国高教学会期刊工作分会成立20周年[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13，（6）.

④庄守经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一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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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贾志云.载文量影响期刊的影响因子吗？[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8，（5）.

⑦赵均.载文量、信息密度作为期刊评价指标刍议[J].中国编辑，2013，（2）.

⑧严美娟.239种SCI收录神经科学杂志载文量与影响因子和5年影响因子的关系[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⑨张绍文.人心齐事业兴——往事拾遗[A].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纪念册（1979－1994）[C].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编印，1995:10.

⑩王绍海.高教所历史的回顾与思考[A].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纪念册（1979－1994）[C].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编印，1995:25.赵丽华.学人办刊与大学出版[J].现代出版，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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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新才）